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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晚年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完成了开山之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至今，作为了解国人服饰变迁的经典，这本书的地位仍然无法被撼动，无论是服饰文化爱好者还是热衷给古装剧“找茬”的考据癖们，它都是当之无愧的案头必备。
近日，从上世纪70年代起作为沈从文助手，协助其完成这部著作的著名纺织考古学家、古丝织品和古代服饰保护与修复专家王亚蓉做客河南博物院国学讲坛，讲座之前接受了大河报记者的专访。75岁的王亚蓉至今仍然活跃在纺织考古一线，续写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传奇。
沈从文1988年在北京病逝，王亚蓉聊起与沈先生交往的点滴、沈先生对服饰研究的缘起以及至今未实现的夙愿，娓娓道来，犹在昨日。
从小就对服饰、刺绣有浓厚的兴趣
“沈从文生在苗乡，那里有着璀璨的服饰文化，耳濡目染，沈从文从小就对服饰、刺绣、首饰和相关工艺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逃学都要去看这些东西。”王亚蓉说，这些爱好在沈先生的文学作品中也常常显露。上世纪中期，沈从文选择了文物研究工作，方向就是包括服饰丝绸研究在内的工艺美术图案和物质文化史研究，他被调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自此，文学家的标签渐行渐远，他的后半生都在跟文物打交道。
这是前人并不关注的一个生僻领域，但沈从文乐此不疲，博物馆给他提供了可以接触文物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那时候的很多研究，都是重文献而轻实物的，但沈从文的思路很清楚，就是向实物学习。“沈先生就跟个讲解员似的，在博物馆里给上至领导人下至普通人讲解文物，有的时候他给人讲，有的时候是他向人请教，积累了很多知识。”王亚蓉说。
考古学家徐秉琨后来曾如此评价沈从文，熟悉历史文献者未必能像他这样留心和注意联系文物，熟悉文物者又不如他那样熟悉和理解文献，无论对于正史、笔记还是书、文间的一些小条注释，他都处处留心；对于壁画、雕刻、传世画作以及各时代的各色文物等，尤其有关生活活动的一些细节，更是过目不忘。
从图像切入把古代服饰的故事讲好
1964年，沈从文带着三位助手开始整理资料，直到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才正式付印。
“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中国极为重视衣的礼用，但传世的文献中关于衣裳的说法除了只言片语外，主要是秦汉之后历朝的《舆服志》，这些资料制式化的痕迹过重，且无法完整体现各时代的真正服饰样貌。沈从文把自己所熟悉的文物特别是陶俑、壁画等与文献比证，作为研究的基础。怎样才能把一个泱泱大国古代服饰的故事讲好？他选择了从图像切入，这是最直观的，也是最真实、最准确的。“图像胜过很多文字的描述，比如你说一种红色，光文字的话，一千个人能生有一千种想象来。沈先生的想法是，少一些讨论，而多从人的衣着服饰上做一些断代。”王亚蓉说。
沈从文从他所掌握的与历代服饰有关的文物、实物出发定下了两百幅图，自己依据每一图稿引用文献综合分析。为此，历史博物馆给他配了一个“绘图班子”，三位助手分别是陈大章、李之檀和范曾，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当时选取的无法直接用照片表达清楚的文物，在研究的基础上勾画出来，便于辅助文字的讲解。
1973年，在北京一家单位设计玩具的王亚蓉因为偶然的机会去拜访沈从文，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沈从文彼时已经没有助手可用，不得不自己动手绘图。“我说我是学美术的，您看怎么样。沈先生说你试试吧，让我摹绘河北三盘山出土的西汉错金银铜车马器上的六只狗熊，画完了沈先生觉得行，就陆续给我更多东西让我画。”王亚蓉说。
王亚蓉后来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追随沈从文先生。1978年，沈从文调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王亚蓉也调入历史所，成为沈从文的助手之一，一直到沈从文去世。“那些年，沈先生常带我去故宫英武殿、历史博物馆或民族文化宫，看展览和查阅资料，每天挤公共汽车，我常因为帮沈先生找座位而挨批评。沈先生说，别人工作一天了很累，你不准打扰人家，我习惯了没关系。”
十多年间，更多跟服饰有关的考古文物出土，王亚蓉也直接参与了包括马王堆汉墓丝织品发掘与保护工作，不少都是服饰上石破天惊的发现，都要融入书中。
希望建一个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反而是一种开始，因为他们成了最懂古代服饰的人。曾计划编辑十册的沈从文在1988年病逝，王亚蓉成了中国纺织考古的得力推进者之一。沈从文在世的时候，王亚蓉长年奔波各地，很多考古发现都会以书信形式给沈老汇报。“我不是考古专业出身，幸而不断被先生指点、引导、纠正，总算有些近朱而赤吧。”
如今，王亚蓉仍奔波在工作一线，她曾主持并参与过新疆尼雅遗址汉晋夫妻合葬墓、北京老山汉墓、江西靖安东洲大墓、江西海昏侯墓等20多个考古现场的纺织品文物清理保护工作，也见证了中国服饰研究保护的进步，“现在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发掘现场看到的都能保存，即使实在保不住，也会留下照片”。201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设立了纺织考古学科，已经退休的王亚蓉毫无疑问地成为学科带头人，她在首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疆博物馆也都有工作室，做保护，带学生，培养后备力量。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经过三四十年积累，又有了很多古代服饰的实物与新发现，王亚蓉是否考虑过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续？对此她表示，自己有心，也在积累资料，但是时间并不由人，“这些年我们不是在考古现场就是在工作室里做服饰修复，这个工作繁杂极了”。王亚蓉的考虑是，先把文物保护下来，东西有了，以后不管谁写都可以，“说实话，我不太着急写，我不喜欢出来很快但是没有深度的东西，这可能是受沈先生影响吧”。
相比续书，眼下王亚蓉更为关注的是手头上古代服饰的修复与复制，她希望趁着自己还有精力，尽可能多地把各个时期的服饰都复制一些，以便将来能建设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但这是非常艰辛的工作，也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沈先生有一个夙愿，就是建立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这是中国所有博物馆里的一个缺项，也是我的愿望。这不仅是中国服饰文化的梳理和展示，对于今天的服饰发展和设计创意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这么多年不管身体怎么样我都在坚持。我就觉得趁我还在，要把衣服一件一件照原样给做出来，毕竟我从现场到修复再到研究都参与过，真的是责无旁贷。”
